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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雾霾施虐背后的“死亡恐惧”

收藏 分享 2017-1-5 21:18| 发布者: 文章| 查看数: 163| 评论数: 0|来自: 多维新闻

摘要: 雾霾持续侵袭中国。不到一个月时间,雾霾两次席卷中国大陆包含首都北京在内的十几个省区,官方接连发出的“雾霾红色警报”已经让中产阶层成为惊弓之鸟。面对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高收入群体移民海外的传导效应已 ...

雾霾持续侵袭中国。

不到一个月时间,雾霾两次席卷中国大陆包含首都北京在内的十几个省区,官方接连发出的“雾霾红色警报”已经让中产阶层成为惊弓之鸟。

面对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高收入群体移民海外的传导效应已十分接近于战争诱致的移民风潮。“这盛世,如你所愿”的话语背后隐藏着的是中产阶层怀揣对生存环境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

由雾霾引发的讨论已覆盖中国社交平台,一系列的盛世危言背后更有观点人士认为,在雾霾天气不断出现的恐慌心理作用下,或将成为中国大陆社会政治变革的不确定因素。


中国中央气象台2017年1月3日将大雾预警提升至最高等级红色。这是中央气象台自2014年大雾预警标准修订后,首次发布最高等级的大雾红色预警。(图源:VCG)

这是个简单的逻辑推演——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大陆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气已经开始让中产阶层产生了对下一代生存环境的严重危机感,而雾霾可能致命的“死亡恐惧”也如影随形地滋生出来。“为生存而要做点什么”的不甘心,将会逐渐波及到中国大陆的政治层面。

在中国大陆,由雾霾而引发的话语权博弈已经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2015年2月,前中共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以自由媒体人的身份在网络上推出了全名为《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同呼吸共命运》(简称《穹顶之下》)的调查视频。这个是关于中国空气污染的一部调查片,该片原本在官方色彩浓厚的人民网等网络传媒播出,但于数日后遭党宣系统的全面封杀。

然而,《穹顶之下》所探讨的话题,以及柴静个人在大陆受众中的影响力引爆了中国舆论场对雾霾的关注,特别是中产阶层对自我命运的关照。片中,柴静以一个婴儿母亲的身份告诉观众,她为什么要对雾霾进行调查时,点燃了中产阶层的认同感。

观察人士称,柴静《穹顶之下》的出现是一个分水岭。中国大陆中产阶层从之前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被集体解脱出来,转而成为高度的“自觉者”——为下一代和自己的生命质量而关注起来,并开始期待政府能够有所作为。不过,这仅仅是“博弈”的开始。

刚刚进入2017年,中国大陆网络社交平台上出了一篇名为《雾霾之下三位母亲的选择》文章,但很快又被删除掉。

文章采访了生活在北京雾霾之下的三位母亲。三位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的离开北京去了空气质量更好的南方;有的在家中为孩子设置了重重“防霾网”;还有的母亲决定和周围的人一起行动起来。

这恰巧代表了中产阶层对待雾霾的三种态度——要么逃离;要么自保;要么行动。

对于逃离,这是中产阶层中真正有经济实力的群体选择。他们无法实现中国大陆精英阶层移民海外的路径,转而逃向了人口稀薄的中国西南地区或者东南沿海等地。

对于自保的人群,原本只希望通过自己购买更多的防护用品来抵抗雾霾,却依然无法躲避与政府博弈。北京当地政府出台了雾霾警报级别,一旦达到了“红色”级别,将采取小汽车限号的措施。不仅如此,许多早餐摊点也因此被强制歇业,儿童被告知在家才能躲避雾霾——而家长不得不请假在家看护自己的孩子。


北京时间2016年12月20日,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省等省共23个城市,均已发布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措施。环保部紧急派出13个督查组对23个城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情况进行督查。(图源:VCG)

政府颁布的一系列限制令没能阻止雾霾的产生却影响了普通市民的生活。

相当数量的自保者希望,政府能够出台保护性措施能够为家人在雾霾出现的极端条件下带来保障——特别是对儿童、学生群体的保护,而这些动作虽然被一部分有经济实力的学校接受,却无法普及到每一所幼儿园和中小学,即便是在中国首都北京,想要普及这个目标也很难实现。

要求行动者的,虽然只占中产阶层的极少部分,但有极大的影响力。

中产阶层的少数知识分子在社交平台上质疑雾霾的真正成因,甚至有一部分持有“阴谋论”观点的人认为,2015年柴静推出的雾霾调查片一开始能够播出也是得到了当局某个势力派别的支持,而到现在,中国大陆政府依然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雾霾成因。

这部分中产阶层亦鼓吹“基本生存权”意识在中国大陆民众中的缺乏,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向政府提出改进空气质量的诉求,“消除雾霾不要指望被人,要靠我们自己,从发出声音开始。如果你认为说了也没用,雾霾这事儿与你无关,那我无话可说。”——“如果连发出声音都感到恐惧,那你活该吸雾霾!”

值得注意的是,上一轮(2013年左右)关于雾霾的集体讨论中,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曾经发声,而引发了中国政府整治网络舆论环境、“整治大V”的结局,并关联到美国大使馆被中共环保部官员指责“用PM2.5数据干涉中国内政”。时至今日,新一轮的雾霾讨论中,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全部噤声,而转由中产阶层的知识分子发声。

分析人士认为,就传导效应而言,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声音并不比中产阶层知识分子观点更有影响力。中产阶层知识分子更懂得如何让身边的人认同自己的观点,而政府在雾霾方面的不作为以及治理动作迟缓都可能导致中产阶层的不满。

2016年底,中国大陆学者汪丁丁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次演讲中认为,从政治社会效应看,如果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势必诱致中高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但年轻的群体)移民海外——这一效应十分类似于持续战争诱致的移民潮。在马斯洛需求层级当中,基本的安全感是最低需求,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满足这一最低需求,这一社会就不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不过,汪丁丁并未能告知,中产阶层以下的人士该如何面对不适合人类生活的环境。

观察人士指,中国大陆中产阶层的基本安全感已经濒于崩溃的边缘。网络上已经开始讨论“雾霾中第一批死亡的会是谁?”而答案不言自明,生活在雾霾里的人谁都有可能成为第一个倒下死去的人。死亡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死亡何时降临。

从对孩子、老人身体的恐惧到对死亡的恐惧,再被少数知识分子提及到“发出声音都感到恐惧”,中产阶层被雾霾压抑得时刻喘不过气来,而对中国政治而言,这将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变量存在。

更多的中产阶层以下的人士则对政府有着足够的信心。他们有理由相信,雾霾现象能够被政府很好地解决,一如之前对肆虐北京等地的沙尘暴的治理。信心人士认为,应该给予政府一定的时间,英国伦敦和美国洛杉矶的雾霾治理也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得到根本改善的,同时信心人士也呼吁政府,在积极治理的这个时间其限内,是不能无视雾霾对民众身体伤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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